不敢挺身而出 至少不做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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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楚
一般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容易对历史人物作脸谱化处理，比如军阀，总形容为残忍、无知及无涵养等，总之，与旧戏中白鼻子的坏人是一样角色。殊不知，军阀也是人，也有其自身的教养、修养以及道德的观念，与寻常人并无二致；他们的残忍和暴戾更多的并不是指其生而为人的品行和特征，而是指军阀政治给社会和国家造成的后果。
从这一意义上说，古今身为军阀的那些人是军阀政治的另类受害者，他们在枪杆子为王的世界里求生存，由此滋生出若干反面的德行或举措。
这样的说法或许不为一些人接受，那不如看一下历史的实例。
上世纪20年代我国最大的军阀，是由袁世凯操办新式军队而发展出来的北洋一系，源自广东、由国共合作而来的北伐，即以这些北洋军阀及其支派为革命对象。因为国共分手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分歧，1927年北伐在取得长江中下游的胜利之后短暂停顿下来。这一阶段的成果主要是打败了北洋系大将吴佩孚，然后，从陕西出来的冯玉祥和阎锡山的联合部队在北伐的第二阶段加入。
沿京汉线北上的武汉北伐军面对的新对手是当时军阀中最强悍的东北部队。由于冯玉祥部和武汉方面军队的配合，东北军难以维持防线，决定撤出他们在河南防御的核心城市郑州。郑州是陇海线和京汉线（时称平汉线）的交汇点，京汉线郑州段有比利时人1906年建成的铁桥一座（黄河上第一座现代化桥梁，1987年拆毁），东北军撤退时有人建议总指挥张学良炸毁铁桥，以阻止北伐部队的进军。张没有这样做。他在用作指挥所的办公室桌子上留有一封信函，致意北伐军指挥官，大意说：内战本已祸国殃民，不愿毁灭国家重大资财，非不能也，吾不为也。然后就率军往北撤去。
当时，与冯玉祥部和武汉北伐军配合作战的山西方面部队的作战路线在正太路一线，大约相当于今天从太原到石家庄方向的高速道路附近。山西军出娘子关进河北，目标是夺取石家庄及其以北地带，切断东北军退路。因此，能否打退晋冀交界处山区地带的山西军，对于东北军实有生死存亡的意义。由于事关生死，东北军作战顽强凶猛，山西军不得不后撤。后撤很匆忙，制定计划时也有人提出，需要焚毁储存在该地的数百堆骡马草料，并炸毁这一地区的井陉煤矿。计划报给山西军前线指挥官徐永昌，徐当即下令绝对禁止，并在指挥部用房桌子上同样留了一封信函，说军用草料均系民脂民膏，煤矿更为国家华北头等物产，不忍炸毁，不如留予贵军使用，望他日贵军撤退时亦能具有同样用心。数月后，北伐军反攻，东北军果然如约实行，未破坏剩余物资。
徐永昌
这些史实表明一件事，虽然军阀政治害国祸民，但军阀本人也是正常社会成员，或出于觉悟家教，或出于时代风气，他们对基本的国家和民众概念并非懵懂无知。这给后来抗战中各地方部队奋勇抗敌的壮举提供了一个解释。
以上为牵涉公义的事务，还有体现旧式军人的私人道德的细节。
1928年4月，为保护半壁江山的东北军在撤出郑州前，于豫北彰德府（今河南安阳）与冯玉祥部展开了被称为二期北伐最惨烈的会战。双方均投入十余万重兵和重炮，逐村争夺。当时冯军主力为韩复榘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六军。韩为西北军后期最彪悍战将，与他对阵的是东北军名将于学忠。于在服务东北军之前原出自吴佩孚部，可算与韩氏同源，皆为北洋正宗。当时双方对峙于洹水两岸，以炮战对轰。双方轰击昼夜不息，但位于洹水北岸双方炮击区中间的袁世凯墓茔却毫发无损。源出北洋一脉的他们，均对已成历史的袁氏有起码的温情和敬重。
后来的后来，韩复榘和于学忠竟惺惺相惜，成为好友。由此可见，旧式军人并非百无禁忌的恶棍，相反，于旧情源流，能自觉保持敬畏爱护之心，也不失为人的性情，能够把持相当的风度。这都是残忍混沌的大历史时代里难得的人性亮点啊。
（摘自《新周刊》，并收录于《读者参考》第1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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